刘家琨 | 我在西部做建筑
My Architectural Work in West China
LIU Jia-kun

 

如果不是《时代建筑》的提醒，我一直还觉得是别人在西部工作呢。“西部”这个词，通常令人联想到的是辽阔、苍凉，大漠长河等等，或许还加上从美国牛仔片那儿引进的某种气质，而我长期呆着的蜀地，这个享乐主义的安逸平原，真的属于西部吗？——然而是的，四川确实是在“西部”所属的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内。这个“西部”真的太大了，看看地图，或许不如干脆说中国就是西部，只是在靠东靠南有一部分其它先富起来的地区。现在这种划分方式好像只关注了一件事：穷了就靠西。

我和我心目中真正的西部的确也有过一段缘分。

1984年，我已分配到成都市建筑设计院，还没有完全适应从学生变为国营单位小职员的沉闷生活。伏案制图的老工程师透过汗衫耸起的肩胛骨，使我心头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恐慌。突然有一天，听说院里正在组织人员要去西藏！据说第二年达赖喇嘛要回西藏，中央决定下来，有四十三项建设工程要赶在他回来之前在西藏各地完成。设计院分到了其中两项：那曲饭店和那曲群众艺术馆。那曲在羌塘，羌塘在藏北，藏北就是藏羚羊跑动的地方。哎呀真是越说越令人神往了。我报了名，积极得很，生怕去不成。后来我才晓得，真正的形势其实是生怕我不去。当时我主要的长处是好像什么都不怕，另外也还能画一手水粉渲染图。那曲海拔4700米，因为缺的主要是氧气，所以缺别的就不算什么了。好些人被选中，选中的人也多有“火线入党”的决心。我那没来由的积极不光是父母有些反对，在单位里也显得颇为可疑。据说某领导提醒说，这个人，要看见他上了飞机才放得下心来。

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习惯于在四川盆地稠厚的云层下还觉得是个晴天，突然看见天上面的蓝天和云上面的白云，我兴奋异常，一反常态很快给父母写了封信，其实主要是想说这些云，当时我哪里懂得父母的担心。多年以后，我陪儿子第一次坐飞机，他皱眉望着舷窗外说小云在大云里面洗澡。突然涌出的回忆令我心里一步踏空，砰然作响。

羌塘的高山草甸，月亮风景，山丘浑圆绵长。海拔越高的地方，地形落差反而越小，就像酥油茶快灌满了和碗沿的落差越小一样。超常的能见度和从未见过的辽阔使内地人的距离感错乱。“早上看见一枚帐篷，晚上才能见面”。当雄附近用土围子围起来的一棵树，那是从拉萨到羌塘的最后一棵树，或者说是从念青唐古拉山下来到拉萨的第一棵树。海拔5000米的古路兵站，汽车爆胎，用气筒打气，我们中最壮的能打到五十七下，我是五十四。璧立的乌云移过公路，烈日又来，被暴雨和冰豆子打湿的羽绒服开始冒烟，人像个热包子。从帐篷里冲出来的藏獒在五六十米的距离里没有追上我，那是我平生跑得最快的一次。扶着那曲的电线杆子抽一口气，像鱼养久了不换水。吴专员，诗名“草青”，吉普车一路烟尘，朝一片空旷草原用下巴指了指，那就是我那个群众艺术馆的工程用地。长年在干硬草原上掏草根吃的绵羊进化出一口龅牙，专吃装水泥的牛皮纸口袋。洗完硫磺温泉穿过草原回来，进了屋才看见脸上依然半明半暗已经被夕阳晒出了阴阳。压房顶的大石头。白脸牦牛在雾中的鬼样子。永久冻土带，九度抗震设防，地下的基础比地上的房子还大。建筑出土的时候，我的智齿也在发芽。图书馆下面挖出一个暗洞，抽水机抽出了盲鱼。李兄，我那个工程的项目经理，半夜里被醉酒的藏族守卫用枪顶着在草原上走了一圈，大家都不敢上，生怕钢筋绊着他使他扣了板机。李安然无恙，现在是规划局长，权力大了责任也大，顶在他后背上的东西并不比当时软了多少。回忆回忆回忆，1984年到1987年，我常在拉萨游荡——但是我得打住了，这是给建筑专业杂志的文章。

在一片无遮无拦无红线的草原上修房子，我有点不着边际。没有任务书，只好乱想想，翻翻资料集。最后是根据土围子的启发，用一堆房子围了大大小小一些院子。我一直没有亲眼见到那房子修成后的样子。1987年我专程去看，但那一片正在闹鼠疫，从当雄就封了路。听说最好看的是主体上面一些倾斜墙造成的光影。倾斜墙？看过照片我才知道其实是我画错了，斜墙和直墙有一个未曾料到的胡乱交接。那房子最高处也就两层，但诗人马丽华当时认为是“月光下壮丽的大厦”。那房子风光了一阵，后来听说成了设计中没有考虑过的“歌厅”。再后来，听说院子里面主要是挤满了避风的羊。生性敦厚慷慨的加措，第一任馆长，后来给我写了封不留情面的信，痛批了一些想当然的设计处理，因为他的宽厚，也因为他的耿直，我们是一辈子的老朋友。

藏胞自古以来的娱乐生活是围着火堆跳歌庄，男欢女爱，在一年一度的集会上骑马打枪扛石头，人家的群众艺术根本就不一定需要花那么多钱盖一片那种房子。我们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塞给人家一种自以为是的生活，而人家就那样生活！从此我知道了建筑设计的要旨并不是设计建筑。

1989年。新疆。汽车在茫茫戈壁上向着公路的灭点进行，前面天上是孤零零一朵正在徐徐溶化的白云。人慢慢睡着了，一场好觉醒来，眼前竟然还是那幅景象，那朵云正在重新溶化，仿佛时光倒流。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的胡杨林。喀什郊外林木葱郁但一片死寂的土坯村庄。香妃墓精美的砖墙，高大阴凉的墓堂里象亡灵一样飞上飞下的鸽子。远东最大的巴扎尘土飞扬，人喊马嘶，五颜六色，白杨叶子在烈日下闪闪发亮像摇钱树一样。银镯子成交，我们各自暗笑，双方都认为对方是傻瓜。同一辆驴车上，眼睛看上去比嘴巴还大的两朵少女，我们猪很想认识她们羊但语言不通。

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大油田。设计院不知怎么成了石油城的设计单位。石油城到底建在库车还是库尔勒，需要做个决定。我是专家组成员。我懂个屁！一位原已准备辞官回乡的常州来的市长，看见了库尔勒的大好希望，倾其全力接待：早上起床就要喝酒吃肉，四两一串的羊肉串中间那块肥的最香。博斯腾湖里坐快艇，钓不钓得上来中午反正都吃大鱼。大姑娘小姑娘载歌载舞，心怀不满的维吾尔小胡子男青年走了又来。腰上拴着铜链子，我从盘旋的直升飞机肚子上开的门往下看，一些斑斓的色彩，一片晕眩。石油城就定在库尔勒了，跟我的考察没什么相干。几年间，设计院在那边设计了半个城，我的任务是一个文化中心的设计。我，专家，给中央来的部长介绍方案，有点人模狗样的，但小飞机因为驾驶员在边境上多带了私货，据说超重飞不过天山，要赶一个人下来，赶的还是我。我在突然间空无一人的机场游荡了一下午，一面想像天山的山尖尖挂破了小飞机的肚皮，一面用枝条打死了好多蝴蝶。

我们被关在库尔勒郊区一个招待所里做设计。漫长的白昼，下班时间过了好像都还剩一个白天，成天趿拉着拖鞋，有事画图无聊了也只好画图。一盘磁带反复放，罗大佑的恋曲听得都进入新陈代谢，欲罢不能了。像大多数建筑师一阵一阵迷恋某种形态那样,也许是肥美的曲线看多了。我迷上了椭圆,死活做了个椭圆形大厅,把合作的同事们画惨了。后来听说它并不好用。幸好这一次我观察并体会到当地居民对户外集会活动的喜爱，在那个大厅外附加了一个室外剧场。据说倒是这个附加的户外空间比较受欢迎。建筑师在设计前应该尽量删除自我，观察现实。这个建筑我仍然没有见过，开工时我已离开。完工后留守的同事拍回来一叠迷迷蒙蒙的照片。

上大学之前从来未听说过“建筑学”，填志愿时连“仓库保管”和“皮革处理”都填了，无非也就是一个知识青年想跳出农村找个工作。毕业十多年间，主要的精力和兴趣都没放在建筑上，由我主持设计的两个建筑远在边疆没有见过，我想，从未经历过图纸变为物质的那种撼动，也许是我总是对建筑提不起兴趣的重要原因。1993年，我已经考虑改行，这时恰逢同学汤桦在上海办个展，我作为朋友而不是建筑师出席。这次活动对我震动很大。从上海转道南京的列车上，窗外的景物纷纷向我诉说关于建筑的事情。我拍了很多照片，现在看起来图像不清动机不明，但从此以后，用同行的何多苓，翟永明的话说，我“一夜突变”，成了建筑人。

又一个十年！以画家罗中立的工作室为开端，我开始了在川西平原的建筑实践。1997年由王明贤发表在《建筑师》上的“叙事话语与低技策略”一文，记录了我当时在乡村完成的几幢房子和一些体会。由于“低技策略”这个概念，好多人认为我当时已经想清楚了方向，甚至有了某种理论视野，其实我自己清楚，我只不过是在处理现实。消极点说是一种挣扎，积极点说是尽量利用现有的条件。所谓“低技策略”，（注意不是“低技风格”）只是一种被逼无奈，将错就错的战术，它并不是高屋建瓴，以亚洲的情况来对抗西方之类的理论运筹，而是匍匐在地的蛤蟆功。

罗中立工作室是当时国内首批兴建的艺术家工作室。这举动已经奢侈得令画家自己不安，投资建设当然更要节俭了。买地的时候已经约定要由当地人来施工。卖了地，想通过修房再挣点钱是情有可原的。就这么些农民兄弟，大家往田里一站，事情该往哪个方向去做好像不言自明，如果你执意要去干些花钱多技术上又难的事，不过是自找没趣。到修建何多苓工作室和犀苑休闲营地的时候，情况稍好，但也差不多。经过几十年的衰落，农村工匠的手艺已经失传，丢失得更彻底的是那种要把东西做好的质量意识。原本自下而上的技艺累积已经失去了基础，而在城里建筑业打工的农民，做的也多是杂活，带回来的也是新时代技术的低端甚至坏习惯，手上出来的活儿比原来就很粗制滥造的城市建筑更加粗劣。一眨眼，他们就会出错，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但就是不会嘛，你就是把他打死又救活，他仍然会出错。扣工钱也只是说说罢了，但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制约，他已经在底线，你把他“社员的身份取下来也还是个农民”。

从最初的气恼，无奈到逐渐习惯，我自己慢慢调整适应：与人合作要多想想人家的优点。传统技艺的丢失不是他们的过错。和城里一些做油了胃口做大了的施工队不同，这些刚刚起步的施工队慢是慢点，生是生点，但却十分认真，对承接了这么“大”的工程有点诚惶诚恐。有工做，已经是一种满足。他们没有套路，听话，愿意学习，还特别不怕修改，只要认点微薄的工钱。他们有点质朴，也有点狡黠，还有一点我始料不及的上进心。为了避免大片墙面抹灰不平整，我干脆用乱抹以掩盖瑕疵。当然这也有另一种难度，它不像平整抹灰那样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需要掌握分寸。另一个难度是我没有想到的，不管怎么示范，那些民工千方百计总要把它抹平，但又不能真正抹平，弄得两头不靠。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心里暗暗打着些算盘：首先，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城里人修的房子连“衣服都不穿”（指不贴瓷砖），当真那么没钱；其次，他们认为下死劲去抹还是抹得平的，就这样乱抹有点看不起人嘛。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怕以后会用没有抹平作为理由来扣工钱！我们划定了一块示范段，并规定抹平了才拿不到工钱。农民兄弟们你推我戳地笑成一团，觉得遇到了傻瓜。但将近完工的某一天，我正摸着墙壁检查效果，墙头上突然有个声音说，刘工，这狗日的还是有点好看呢。

在乡村盖房子自有其乐趣：川西平原，节奏舒缓。“菜花黄，明月东方，日西方。”“活儿比命长。”劳动力亦工亦农，放下裤脚修房子，卷起裤脚下田。我们的工地氛围跟从耕种季节，农忙冷清，农闲热烈，抢收抢种的五月间只有包工头兀自抽烟。工程不大，就那么些人，差不多都认识了。下工地的时候会有人在墙角打个招呼，手上拎个灰刀，脸上脏兮兮笑嘻嘻的。当然，是个甲方都急，但也不真正急成什么。反正不卖，也不向某个日子献礼，毕竟不像城里的房子，是某种强大规则下急吼吼的经济作物或政治作物。散漫是散漫，“明七暗八正九点”，但总是在做，所以总有个完。

我在潜心于这几个乡村建筑的同时，也在干着设计院的政府大工程。这两类工程的指向如此不同，以至于崔恺后来看了戏称为“变脸”。我老大不小了，半路回家，重新起步，需要抓紧学习，必须要掌握的技术我正是在设计院恶补的。两年间，我已经懂得建造活动是怎样一件社会性系统性的事。办公室的同事教会我怎样画施工图，也带给我关于这个行业的现实感。老一辈建筑师不经意说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人家出钱让你生活，又出钱实现你的想法，其他不要太计较了。”“这个细部人家是看不见，但是你自己心里看得见。”

比技术更重要的是进入当代建筑学的语境。虽然设计院的同事尽是建筑师，但当年好些人对学术思潮并无兴趣。我知道建筑学比起我在学校里知道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还不在圈子里，建筑学前沿发生的事对我而言像些传闻。我不知道哪个建筑师在哪个位置，当年吓了我一跳的安藤纠夫后来又译成了安藤忠雄。巴拉干，我那么喜欢，但早知道他那么有名我也不敢学他了。出差日本，我亲手去摸了摸槙文彦，矶琦新，安藤忠雄的作品，那些作品和当时中国建筑的巨大的落差使我既兴奋又失落。

1997年，我交了辞职书，使很多同事感到愕然。几个房子画下来，从心理上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建筑师了，而且我也考取了注册证，设计院也更器重我了，用一个领导的话说是“浪子回头”。在设计院，我有了一个看得见的前程。当我突然提出辞职的时候，有人分析我是在闹条件。当时真的许给了我当总建筑师，副院长什么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也不是那个材料，我还是辞职了。今天回想起来，我确实相当莽撞，但当时一切情绪都很真实，人有时候会被一些细节左右：我想要一张特别大的工作台，但我没有为什么要与众不同的理由，我说不出口。使我沉溺于中的那些小房子，和生产与收费无关。我在公共工程上反来复去的修改，给大家造成的返工，在设计院的流程中是个让大家努力容忍的麻烦。而不那样做我感受不到设计的乐趣，那样做了我自己又很内疚。另外还有一个理由¬——设计院通常那样——以一个不热爱建筑设计，不知建筑设计本身乐趣或本身对设计没有见地的人来当领头人，虽然确实是一种管理的需要，但也确实抹去了当一个建筑师最内在的那一点满足。

我晓得创业十分辛苦，前程未卜，如同运动员上场前先去趟厕所一样，我甚至匆匆忙忙赶完了后来发表在北岛的《今天》上那个长篇，准备接下来有一番苦战。但我没料到竟是如此艰难。好在我也有个底，大不了一无所有又当一回知青。北京三磊公司支持我度过了最初的基本生存。张永和在紫竹院那个寒酸而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工作室给了我极大的激励。

我的第一个工作室在一条仿古街上，三层坡顶楼的顶层，空间很高，只是停车不便，底层二层又是个茶楼，甲方来找我时开始总有接待女郎笑脸相迎，但一听不是喝茶的马上又给个冷脸。我现在的工作室空间差多了，不过是普通的商住楼，但好在是在一个生活方便的老社区里，窗口常飘来饭馆的菜香或馊臭。“把建筑放在了生活里”，这是一个老外最近随口说出的观感，它成了我继续在这里工作的上好理由。

从1999年成立事务所到现在，我们一直在这里。前头几年，工程都在成都地区，直到2003年鹿野苑石刻博物馆的建成。设计鹿野苑的时候，我已经又积累了一些工地经验。而且，从1998年王明贤组织的“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开始，上海顶层画廊的“变更通知”，柏林的“土木”展……通过与外部的接触，我也对自己做的那点东西到底算什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但一切主要还是在于机缘，年轻时候交下的朋友就是你的生态。诗人钟鸣当馆长，在和湘财的陈总选定我担任设计后，令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你的事了，你对自己负责”。他们和罗中立，何多苓那种倾情投入，共同研讨的方式完全不同，相同之处在于都是最棒的甲方。大营造施工队，虽然当时在土建方面刚刚起步，但公司的头头学过美术，对实现一个高品质的建筑有相当的抱负。建筑的成败取决于社会的合力。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在我熟知的平原风景里，这个建筑达到某种成熟度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以鹿野苑为转机，我们开始向省外迈步，这些工程千差万别。但设计的关注点仍是本土思考的延伸。重庆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天光、材料、人力资源的刻意运用。中国人多，劳力廉价，这是我们的资源优势，而同样的手工做法在西方则会变得难以承受。南京国际建筑实践展接待中心：数量优势。文脉关系。基层材料现实。因为基地狭小，面积最大，率性把“大”切分为“多”以成为特色。取代旧时砖瓦而成为基层建材的小水泥厂的产品是我们想要探讨的目标。用黑、白、灰的水泥产品形成的聚落与周边乡村取得文脉联系。上海青浦新城建设中心：我们享受了专业政府和成熟工艺带来的好处，并探究了功能不确定性和建筑通用性的关系。广州时代玫瑰园公共空间系统及景观设计：这个设计对封闭小区和城市公共场所共空间关系的探讨，其实与我自己居住的小区所发生的业主与开发商的矛盾斗争息息相关，几乎像是一种经验写作。在川西平原的实践已经使我们的工作有了一种方向。早年表现为“低技策略”，现在我自己称为“处理现实”。我自认为它已经从某种手法发展为一种立足于“此时此地”的方法论，可以称为立足当下、直面现实、利用条件、解决问题，或称为反扭现实。

长年生活工作在一个地方究竟会不会成为真正的限制？我常常想，但不肯定。位处西南腹地，周遭大山环绕的四川是有点封闭，好在这已经是一个交通发达，信息过剩的时代了，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缺乏交流而在于难以沉淀。“少不入川”，生活在这里，可能会土点懒点，但也因此可能保留一份质朴和从容。从平原中心的城市驾车出去几个小时，你可以经历从湿地水草到苔藓地衣的植物学断层，同时也路过汉、羌地段抵达雪域藏地。从时尚到蛮荒，这种风土人情的清晰剖面可以使人很容易感知一个世界的完整结构，避免认知单一感受贫乏。关于混杂丰富和融汇一炉，火锅应该算是一个象征吧。
玉米的生存策略和稻谷不同：玉米在中部结穗。这样它就既便于承接上部的阳光又便于汲取下面的营养，从而结出一个比挤在顶部结穗的稻谷更大的果实。呆在一个中等地区，挨近自然与传统，同时也看得见国际潮流，也许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中国最广大地区的普遍现实，而不那么容易迷失在超大都市流行主题的幻觉里——显然，这是我后找的理由，但也许有点道理。